首先，书中一句话讲的很好：“总体规划改革是围绕规划工作本身，还是围绕规划的服务对象——城市需求，这是有本质差别的。基于前者，体现的是本位主义和形而上思维；基于后者，才回归了规划工作本源。”

现代城市规划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技术精英的自洽式思维的产物，而是对社会改良和改革需求的真实回应。其技术手段始终是多变的、与时俱进的和组合运用的，实际上并无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框架能解决既有的城市问题；其政策思维也始终是开放的、跨界的、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的，也没有一种技术官僚的操作体系一旦被奉为经典就万古永恒；唯有这个行业和学科的社会情怀是不变的，那就是对美好愿景追求的高度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自于对城市中真实社会需求的识别，来自于对真正需要关注的对象——市民及其生活的专注，这恐怕就是这个行业和学科的“不忘初心”。

其次，城市总体规划是在一个庞大、纷杂的规划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

就空间层次而言，可以简单地分成国土、区域、城市、乡村这四个层级，从本位主义出发去开展的改革与融合的最大问题是迷信单一学科、单一管理模式的技术逻辑可以实现对空间层级的全覆盖。近年来各自为政的“多规合一”实践已证明此类思维的荒唐。城市总体规划的改革也存在着在一个规划层级上试图叠床架屋的倾向，如果讲国土和区域规划是宏观尺度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的宏观治理的话；城市总体规划则是市县级中观尺度的中远期宏观调控和近期及当下中微观治理的基石；同时，如果讲国土和区域级空间规划更多的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市县级空间规划则更贴近市民及其生活的诉求。正如昂利·列斐伏尔讲的，“空间是政治性的，城市规划是策略性的”。对接完上层政治权利的宏观管控要求所剩下的空间，是用来响应和服务于地方政府治理和当地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的，而这才是城市规划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作用并有所成就的关键领域，也是行业及学科积累的精华所在。

第三，在变革期中不要迷信贪大求全的顶层设计。

城市规划的历史进程从来不是精英技术官僚自上而下的顶层自洽，而是无数的社会试验产生的或成功或失败、或毁誉参半的留给后人的实验教学课程。空间与城市问题、社会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空间调适的长期性、渐进性，人类社会其实不是在精准预见未来中进步的，反而是在不断“试错”中成长的。所以书中的一个观点很重要，即“城市总体规划改革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基于有限目标、重点突破、持续探索、动态反馈的长期性、持续性、渐进式过程，需要结合具体实践不断深化认识和完善思路。”

第四，一张蓝图干到底。

对城市规划而言，这张蓝图是个动态的、可维护、可更新的系统。每当看到我们的城市规划督察员拿着总体规划的方案图去核查斑块差异，并以此当作执法的依据时，都感到很无奈。这种僵化的、以设计方案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有二个源头，一是柯布西耶的遗产，一是对中国城市规划体系产生过更大影响的波兰规划师萨伦巴的“整体规划论”的遗产。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把规划看成是“根据已知的制约条件，去实现既定目标的行动的一种有序计划”，但城市规划恰好并非如此。规划不属于设计范畴，它应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巨系统，这是一种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理性主义程式，它的输出是多样化、多时段的情景，以及情景背后的变量取舍与抉择。所以规划中需要的“蓝图”在现实中是一个信息化的平台，识别问题、演绎情景、评估政策、监管运行、汇集民意，实现更加连贯的动态调控，以应对当下社会瞬息万变的变化。

加强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确立总体规划“城市中长期发展建设大纲”的工作地位，以及作为全市空间资源配置和开发管制的基本依据。

总体规划中应确定城市发展的定位和中长期发展战略、总体目标，建立城市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基本行动纲领和整体行为准则，应成为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各区县在做出关系到城乡发展建设的重大决策时，遵循的基本依据。

同时，总体规划应作为全市空间资源配置的宏观政策导向和开发管制决策基准。应强化总体规划保城市发展底线的刚性管控能力，严格限定在实施管理中的自由裁量空间。在引导城市开发建设过程的视角下，应强化战略性、全局性、整体性、结构性和时序性导控等行为维度。

面向实施和服务管理：做好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政策工具和技术工具设计，全面改革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和内容表达。

做好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政策工具和技术工具设计，注重实现规划价值取向的落实，通过制定配套法规和管理办法，形成一以贯之的，既有宏观目标，又有实施路径的政策体系，还有有效的政策工具作为抓手，有机嵌入到日常规划管理工作中，确保总体规划管控意图的有效落。

针对当前总体规划成果重技术、轻政策，重编制、轻实施管理的现实问题，在技术性规定的基础上，补充政策适用环境和条件、自由裁量空间、管理工作尺度、调整变更依据和程序等规定，强化针对性的实施操作指引，提高规划方案的可读性、可传导性和可应用性等，使规划成果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实施管理工作。

强化衔接和传导：加强与相关规划的统筹协调，明晰与下位规划之间的关系。

明确不同类型规划的调控职能边界，发挥总体规划空间资源配置的统领作用，加强与相关规划的统筹协调，实现多规合一。同时，加强总体规划对相关重大项目选址的调控和引导，明确总体规划对交通、市政等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及开发区、政策区等重大项目的选线、选址具有结构性导控职能。

在中心城区层面，应对法定规划的两个层次总规和控规，清晰的界定它们各自的法定职责，不能交叠。总体规划的管控职责是总量、结构、布局和时序控制，控规的管控职责是用途、强度、边界和形态控制。因此应强化总体规划在中心城区的功能控制，而不做建设用地的属性控制。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必须对总体规划空间布局图隐含的规划控制意图做出清晰的界定，以便于控规等下位规划制定时，衔接和传导总体规划的管控要求。

强化科技支撑：全面提升包括总体规划在内的城乡规划智慧化、智能化工作水平。

在信息科技支撑下的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变革，首先是规划思维理念的变革，以系统化思维，动态化检测、精细化的人本服务为理念；其次是规划技术方法的变革，利用大数据和集成化信息平台支撑下的现状问题精准识别，动态化、即时化规划方案拟定，并对规划方案进行实施效果的真实仿真模拟和预评估；最后是借助信息科技，智慧城市平台支撑下的总体规划智能化实施和管理，从模糊决策、经验决策向精准决策转变，从被动性决策向主动预测决策转变，从滞后性向动态及时性决策的转变，建设城市规划信息化平台，基于智慧城市理念和框架，搭建规建管一体化信息平台，以信息化建设，支撑一张蓝图管到底。

促进共同治理：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在总体规划全过程中的作用。

城市总体规划是一项具有综合目的的公共政策集，其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制定、执行、评估、修正的循环，涉及到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同和反馈，因此需要发挥政府机构、企业等社会组织及个体公民等各个主体在规划制定、实施和管理工作各个环节中的不同作用，实现社会的共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