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从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进入白热化，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到5月20日中美两国就框架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停打贸易战，历时58天的中美贸易战源起为何，后续又将走向何方？

长期聚焦中美关系和美国问题研究的倪峰先生，对当前中美关系有诸多精辟论断：2017年底，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甚至可能是一个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最重要的影响要素有两个，一是“特朗普因素”，是当前中美关系最大的“非常规变量”；二是中美实力和相互认识的变化，是两国关系最大的“常规变量”。并进一步提出“斗而不破、通过合作寻求与美国周旋的空间”是当前处理与美国关系最重要的目标。

王涛，ofo小黄车 政府事务总监

王涛先生以“共享单车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为题对共享单车在城市的空间认知、空间功能、空间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精彩发言。1）在对城市空间的认知方面，共享单车能够通过其骑行轨迹来认知城市的空间特征——通过不同时段骑行轨迹的变化来反映城市的动态苏醒，认知城市在每一时刻的活动状态；通过骑行轨迹的空间分布特征反映城市的静态脉络，认知城市的空间形态特征；2）在城市中发挥的功能方面，共享单车基本成为城市基础交通设施的一部分，不仅满足了居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成为居民短距离出行和短途接驳的最优选择，还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拓展公共交通服务半径、填补公共交通服务盲区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3）在城市中存在的价值方面，共享单车在为交通规划的编制、延伸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服务范围、提升城市空间经济活力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尹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执行副院长

尹稚教授以“新时代的高质量城镇化”为题，从国家宏观治理层面，对高质量城镇化的特征和内涵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认为，相对于技术层面的探讨，对于高质量城镇化的问题来说，需要回到我国发展面临的核心矛盾上，聚焦于十九大提出的“不充分”和“不均衡”的根本问题，从四个方面转变治理观念：1）以经济和环境区划为基础，重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政策导向；2）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实现区域内部空间的协同发展；3）基于区域空间结构调整和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寻找适合于中国的大都会地区高密度发展路径；4）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出发，基于我国城乡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治理模式，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最后，尹稚教授做了总结，面向未来的高质量城镇化将体现下述核心特征：“国土均衡”、“城乡融合”、“绿色健康”、“智慧创新”、“包容共享”、“文化繁荣”以及“治理现代”。

董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绿色城市研究所 所长，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董珂先生围绕以下三方面提出对空间规划的思考。首先是落实“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空间规划应当是有厚度的规划，是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多重要素的空间要素叠加的载体。其中，生态格局是机制、社会格局是基本细胞、文化格局是灵魂，政治格局是护甲、经济格局是血液。其次是强化“四个维度”的总体管控。空间规划作为全局性的规划，不仅应当落实平面管控，更应当强化立体和时序管控。同时，总的方向是空间管控的精细化。第三是贯穿“刚柔并济”的层级传导。作为实施型规划，空间规划体系应当保障体系中的横向和纵向的有效传导。规划的传导应该是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深化管控的深度是逐级深化的过程，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时序。总的来讲，新的空间规划体系应当严守底线、以人为本、重构体系、统一平台、分级授权、分类指导。

张晓玲，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总工程师/研究员

张晓玲女士就“关于空间规划的认识与思考”议题展开分享，以《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编制中的体会为基础，从国土系统的视角讲述对于空间规划的思考，主要有以下几点认识：1）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应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实现人地和谐；2）将集聚开发作为国土开发主要方式，提升效率和效益；3）重视对国土实施差别化保护，改善生态环境质量；4）以国土综合整治为主要手段，加快和提升国土功能；5）加强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促进均衡发展；6）加强引导和管控，优化国土空间发展结构。最后，提出了下一步空间规划中将着重关注的要点，即国土开发强度（建设用地总量）、存量规划、城市更新和生态修复四项内容。

对话嘉宾：张晓玲、李笑光、关昌余、王晓东

对话主持人：袁牧

在自由对话环节，不同领域的嘉宾从农业、交通、国土、规划管理方面，围绕新空间规划体系的统筹与融合，展开了深度讨论。

原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常务副总工程师/研究员李笑光，就农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差异与融合方式问题，提出：“规划融合应当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依据行业差别，通过“大蓝图”控制，各行业“小蓝图”引导的方式实现真正落实；并详细论述了农业规划融合遇到的问题。”

原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党委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关昌余，就交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关系、规划融合问题，提出：“交通规划更加关注开发建设，国土空间规划注重保护与开发结合的观点；并就规划融合当中遇到的各部门协同、排除外部干预科学规划、规划视野、自上而下的规划要求落实方面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着重交流。”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总工程师/研究员张晓玲，就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大国土规划体系构建问题，提出：“国土规划具有落地与管控的优势，城乡规划兼顾对地方发展、社会、人的关注，未来国土空间规划是对各类规划的取长补短、对规划系统的完全重构。”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晓东认为，推进规划融合，要基于规划治理的不同需求，以规划治理成效提升为核心。一是国、省、市、县“域”层面的空间规划，与城乡居民点层面的空间规划，调控职能和事权不同；二是保自然生态资源底限的空间规划，与引导开发建设的空间规划，调控意图不同；三是技术层面的空间规划融合，与政策、行政、管理层面的空间规划融合，关注点不同；四是战略引导型的空间规划，与建设实施型的空间规划，规划融合的需求不同；五是静态层面的规划成果融合，与动态层面的规划间持续互动反馈，关注视角也不同。规划融合，空间规划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

沈迟，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副主任/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沈迟先生在主题发言中首先明确空间规划的既有共识，即空间规划是顶层设计。空间规划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空间规划以“双评价”为前提；空间规划要划定“三区三线”。

决定空间资源要素配置的第一大基础，是人口。人口需要全国性规划，内容包括全国人口总量、结构和流动。沈迟先生指出，人口不应该用来当成目标努力达到或者“严格控制”，一个没有充分人口规划的空间规划算不得是顶层设计。其次，是产业。产业是人口流动的根源，涉及产业规划、结构、发展水平及特征。空间规划需要研究清楚产业结构、阶段和发展水平，以及产业与人口流动变化的规律，才可以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最后，是空间结构。空间结构的基础不仅仅是“双评价”，还涉及产业组织、投资的效率，乃至地缘政治。沈迟先生以北京总体规划为例，指出一个城市的空间结构应该与区域发展相结合，用空间结构来指导空间资源配置。

袁昕，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

袁昕院长立足规划行业内部，深入地剖析了新时期空间生产的需求与工艺流程的变化。他认为以往由开发商主导的空间生产往往基于资本逻辑，设计本身所能创造的价值有限。而以规划院为主导的空间生产同样具有很强的半标准化性质，由于单一职能部门的管理意愿无法体现整体诉求，导致相对应的规划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新时期宏观层面，规划工作已转变为由自然资源部主导，这不仅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优化资源配置；还有利于空间生产“从制造时代转向智造时代”。对此，规划院需要找准自身的定位，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创造未来更美好的社会空间的同时，对顶层设计及未来的空间生产及空间治理、社会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

对话嘉宾：沈迟、石晓冬、董珂、袁昕

对话主持人：袁牧

第二个主题对话环节依然由袁牧副院长主持，承接袁昕院长前述针对“空间生产”的主题报告，嘉宾们围绕“空间再生产”这一话题，深入剖析其概念；结合北京新一轮总规中的实践案例，就如何实现新时代的“空间再生产”畅所欲言。

宏观层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绿色城市研究所所长董珂，以他们在海南三亚的规划实践为例，针对“如何理解‘空间再生产’”这一议题，提出要在时空双重维度中识别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价值，明确空间生产进程中资源价值取向变化的背后逻辑，以生态可持续为指导，以空间的再生产满足人民群众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需求。

微观层面，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石晓冬，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总规划师沈迟，也分别以 “操刀者”和“旁观者”的身份，从“空间再生产”的角度谈了自己对北京新版总体规划的认知。石晓冬先生从北京城市建设中不同时代的要求、认识与需求的角度，提出北京的空间生产无论如何演变都存在不变的内在价值导向，北京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就是在延续和发扬不变的价值与空间格局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城市结构、获取更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沈迟先生则进一步指出，理解北京的空间再生产需要回归本源，了解其目的，从而更好的配置空间资源，明确治理模式。

最后，作为本次论坛也是首日学术盛宴的总结发言者，袁昕院长将各位专家对空间再生产的研究、见解加以结合，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延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文化、社会、资源、经济等多元要素纳入空间再生产效益的核算系统。最终以空间使用者的切实满意作为空间再生产实现与否，实现好坏的评判标准。